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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邦大学以“帽”取人一顶起码500万丨谷雨数据

gecimao 发表于 2019-03-13 22:20 | 查看: | 回复:

  谷雨数据曾发表专文,分析政府科研经费在高校中的分配不均现象,发现不到7%的高校获得了将近70%的政府拨入科研经费,而这不到7%的高校几乎都是“211”或省部共建高校。

  政府科研经费在分配中侧重顶尖高校无可厚非,但差距为何如此之大,原因很复杂。其中“帽子”人才数量是重要因素之一,所谓“帽子”,在这里指的就是头衔,包括院士、长江学者、千人计划学者等等,头上有顶“帽子”的高层次科研人才,已成为高等教育系统中最为重要、最为稀缺的核心战略资源。对于高校来说,得“帽子”人才者得一流,得一流者得科研经费,得科研经费者得“帽子”人才。如此循环,富者愈富,贫者愈贫。

  我国有着名目繁多的人才计划。据统计,截至2018年3月,我国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人才计划分别达到84个和639个。国家层面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评选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“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(以下简称“杰青”)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、中组部“千人计划”,省级层面有湖北的楚天学者、山东的泰山学者等等,市级、校级层面的人才计划更是多不胜数。这些人才“帽子”中,两院院士评选、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“杰青”最被广泛认可。

  这些“帽子”人才集中在为数不多的高校内。以“长江学者”为例,数据显示,140个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,拥有“长江学者”3320名,占全国“长江学者”人数的95%。也就是说,95%的“长江学者”集中在5%的高校,而其他高层次人才,如中科院院士、工程院院士、“杰青”的比例分别为91.7%、81.6%和93.7%。比起政府科研经费的分配不均,优势高校对这些“帽子”人才的垄断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  而在优势高校中,更优势的高校的人才垄断也同样显著。如下图所示,北大、清华各有200余名长江学者,同为前十的北京师范大学仅有52名。更能彰显优势高校人才垄断的数据是,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平均有24名长江学者,而全国所有高校平均仅有约1.3名。

  “双一流”高校拥有众多的高层次人才是巧合还是必然?高层次人才与高校“双一流”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?有机构将高校的本科和研究生学生人数、论文数、预算经费、杰青人数以及长江学者人数,与该校“一流专业”的相关性进行数据分析,结果显示,在众多因素中,高校近4年获评的长江学者人数与“一流专业”高校具有最强相关性。也就是说,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,长江学者越多,该校的“一流学科”数量也就越多。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,原本普通的学科,往往因为1名长江学者的加入,变成“一流学科”。

  上图为基于各高校的长江学者人数,在理想情况下不同的高校预测的入选“一流学科”的数量(红色)、该校实际入选“一流学科”数量(蓝色)。图中可见,清华、北大在实际入选的学科数高于预测数量,分别为41和34;大多数蓝点集中在图片左下角,具体数据则是,入围“一流学科”建设的140所高校有128所入选数量为个位数,其中76所只有一个学科入围。

  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,“一流学科”数量的多少除了具有提升高校品牌的意义外,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费与资源的分配权,而这一切的背后,“长江学者”等“帽子”人才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  如图所示,入围建设“一流学科”数最多的五所高校——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,拥有最多的长江学者,同样在2017年政府科研经费中位列前十。而从长江学者人数的角度来看,拥有长江学者最多的十所高校,六所高校入围了“一流学科”和政府科研经费前十。

  在洞悉了高层次人才的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后,如何增加其数量,成为各大高校的重要问题。培养院士、千人计划学者、长江学者需要太长的周期,很多高校因此不惜花费重金,把精力用到“引进”有头衔的人才上。

  各类“帽子”人才,本就有着相应的、较为丰厚的财政补助。以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的特聘教授为例,自然科学领域可获得不低于200万元的科研补助,和连续5年、每年20万的岗位津贴。

  各个高校在争夺这些“帽子”人才时出手更为“阔绰”。以山东某高校2018年人才引进的宣传材料为例,该材料将人才按照学术“帽子”、论文数量等分为七个层次,不同层次对应不同的科研启动经费和生活补助。如下图,处在第四层次的一名普通教授,科研启动经费不超过100万,安家费及购房补贴为125万,绩效奖每年40万。如果头上有顶“帽子”,进入第三层次,待遇瞬间翻番:科研启动经费500万、安家费及购房补贴185万、绩效奖每年80万。两者相差高达500万。如果引进的是国家层级科研人才,各项经费更是水涨船高。一顶“帽子”带来的待遇差距,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该高校并不是在招聘中把“帽子”和待遇挂钩的个例,在“双一流”启动后,许多高校的人才引进计划中“帽子”学者成了重中之重,甚至部分高校只考虑招聘头上有“帽子”的学者。

  在高层次人才数量有限的情况下,即便是重金引进,很多高校仍然觉得不够,主动挖人成为其另一个手段。一些中西部地区的高校,由于办学条件有限,每培养出一名获得“帽子”的人才,都面临被东部地区、发达地区高校挖走的风险。

  面对国内大学优秀人才“孔雀东南飞”的现象,教育界限制东部高校挖角的呼声越来越高。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建议设置高校人才工资上限,防止人才因头衔战、价格战引发恶意流动。教育部长陈宝生喊话东部高校,“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‘手下留情’!”

  人们对于中西部人才流失的担忧并非多虑。从流入流出所在地整体来看,顺差前十的高校主要集中在华东、华北两地,而流出人才较多的高校则散落在华中、东北、华北、西南等地区。以具体高校为例,净流出排名第一的是华中科技大学,其人才流向南京航空航天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武汉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等。

  华东和华南地区是高端人才流动的首选目的地,“孔雀东南飞”“中西部危机”和“东北部困境”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,而以“帽”取人,旨在通过引人、挖人等方式快速提高科研实力、学校声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校对高端人才的争夺。然而这看似简单高效的“捷径”仍免不了潜伏的危机,如过度差异化的薪酬分配难免会损害其他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,因此营造的靠学术“帽子”提高身价的风气,也终将不利于科技的整体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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